上一问的结尾，我们发现语言不只是描述世界，它在切分世界。那么切分的依据是什么？一个词凭什么划出它划的那一块？这把我们带到一个看起来简单、实际上从来没有被回答清楚的问题。

一个词的意义究竟从哪里来？

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成千上万个词，从来不觉得它们的意义是个问题。直到有人问：“苹果”这个词，是怎么和苹果连上的？连接的那根线，是谁系的，系在哪里？

一指着说

奥古斯丁在《忏悔录》里回忆自己怎样学会说话：大人指着一样东西，说出一个词，他就记住了那个词是那样东西的名字。这个图景非常自然，我们也这样教孩子：指着苹果，说“苹果”。

维特根斯坦用这个回忆开始了《哲学研究》，然后拆掉了它。指着苹果说“苹果”，孩子怎么知道你指的是这个苹果，而不是红色，不是圆的，不是水果，不是“吃的”，不是手指本身？指示本身是含糊的，要理解一次指示，孩子得已经知道很多东西。意义不可能只靠指着说建立起来。那它靠什么？

二天生合适，还是约定俗成

柏拉图的《克拉底鲁篇》第一次把这个问题摆上桌。克拉底鲁主张每个名称天然地适合它命名的东西，赫谟根尼主张名称纯属约定，苏格拉底在两边来回，最后没有站定。这篇对话立下了此后两千年的两极。

如果名称是天然的，那么意义来自词与物之间某种真实的联系，学语言就是发现这种联系。如果名称是约定的，意义来自使用者之间的默契，学语言就是加入这个默契。今天几乎没有人相信前者，“树”这个音和树这个物之间显然没有天然联系。但接受后者，问题并没有变简单：约定是怎么形成的，又存放在哪里？

三索绪尔：意义来自差异

索绪尔在二十世纪初给了一个结构性的答案。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，那么意义就不在词与物之间，而在词与词之间。“红”之所以是红，是因为它不是橙、不是紫；一个词的位置由它旁边的词划定。语言是一个差异的系统，每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系统里的位置。

这个想法后来成了结构主义的起点。它也有一个奇怪的后果：如果意义只来自差异，那么一个词的意义就完全由它和别的词的关系决定，世界可以不出场。这条思路走到底，会走到一个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地方。

四弗雷格：晨星与昏星

弗雷格注意到一件小事。“晨星是昏星”是一个真正的天文发现，古人花了很久才知道它们是同一颗金星；而“晨星是晨星”是废话。两句话指的是同一颗星，为什么一句有内容，一句没有？

他的回答是，词的意义有两层：指称，也就是它指着什么；涵义，也就是它怎样指。“晨星”和“昏星”指称相同，涵义不同。这个区分把“意义从哪里来”拆成了两个问题：指称从哪里来，涵义从哪里来。此后一百多年的语言哲学，几乎都在这两条线上展开，而 AI 恰好落在两条线之间：它似乎有涵义，说得头头是道；它有没有指称，说不清。

五维特根斯坦：意义即用法

晚期维特根斯坦放弃了寻找词与物之间的固定联系。不要问意义，他说，问用法。一把锤子的“意义”不在它的形状里，而在人们拿它做什么，钉钉子、压纸、顶门。“游戏”这个词没有一个所有游戏共有的本质，棋、球、独自玩的纸牌之间只有家族相似。词的意义在语言游戏里，语言游戏嵌在生活形式里。

他还论证了一件事：不可能有私人语言。一个只有我自己能理解的词，没有对错的标准，也就没有意义。意义从一开始就是公共的，它存放在一群人共同的做法里。这个答案把意义的来源从头脑、从世界，挪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实践。

六格赖斯：说的是这句，指的是那件

格赖斯把意义的根放回说话人身上。“这里有点冷”可以是在报告温度，也可以是请你关窗。一句话的意义，是说话人想借它让听话人认出某个意图。词典里的意义，是无数次这种意图沉淀下来的结果。

按这个标准，意义从想说点什么的人那里来。词是意图的沉淀物。这就给出了一条判断线：一个没有意图、只在生成句子的东西，它的话有形式，有没有意义？格赖斯会说没有。反对者会说，沉淀物本身已经足够厚，厚到不需要每一次都有人在下面想。

七克里普克：名字是一条链

克里普克反对把名字的意义当作一组描述。“亚里士多德”不等于“亚历山大的老师、《形而上学》的作者”，因为就算这些描述全错了，名字仍然指着那个人。名字在最初的一次命名中被系到对象上，然后通过一环环的使用者传下来，每个人都从前人那里接过这个名字，并且意图指同一个东西。

意义因此是一条历史的链，链的一头拴在世界上。你从来没见过亚里士多德，但你在链上。这个图景很有解释力，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：一个从未接触世界、只从文字里接过所有名字的使用者，它在链上吗？它接过了名字，但它有没有“意图指同一个东西”？

八普特南：意义不在头脑里

普特南设想一个孪生地球，一切都和地球一样，只是那里叫“水”的东西化学成分不是 H2O。地球人和孪生地球人头脑里关于水的一切完全相同，但他们的“水”指的不是同一种东西。所以，意义不在头脑里，它有一部分在世界上。

他还指出语言有分工。我分不清榆树和山毛榉，但我的“榆树”仍然指榆树，因为专家会分辨，我依靠他们。意义是社会性的、依赖世界的，每个人只握着它的一部分。这对 AI 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：一个没有世界、没有专家可依靠的系统，它的词把意义寄存在哪里？

九费尔斯：从它的同伴认识它

一九五七年，英国语言学家费尔斯写下一句后来被引用了无数次的话：你从一个词所结交的同伴认识它。一个词反复出现在哪些词旁边，就大致决定了它的意义。这叫分布假说。在他那里，这是一种语言学方法。

半个世纪后，它成了机器学习语言的基本原理：把每个词表示成一个向量，向量由它的上下文决定，同伴相似的词意义相近。索绪尔说意义来自差异，费尔斯说意义来自同伴，两句话在这里汇合，并被彻底地实现了。今天的语言模型，是这两句话最极端的版本：意义完全来自词与词之间的关系，世界从头到尾没有出场。

十一个只有同伴的系统

这就是 AI 给这一问带来的新东西。它不是一个新的理论，它是一个实验：把“意义来自差异与同伴”这条思路做到底，看看会得到什么。得到的东西令人吃惊。它能翻译，能解释词义，能写出用词精准的段落，能在从未见过的句子里正确地使用一个词。按索绪尔和费尔斯的标准，它掌握了意义。

但它的每一个词，都只连着别的词。没有一次指着说，没有链的另一头，没有孪生地球上那个真正的差别。按维特根斯坦，它没有参与任何生活形式；按格赖斯，它没有想说点什么；按克里普克，它接过了所有名字，却不清楚它有没有在链上；按普特南，它的“水”指着什么，取决于一个它从未接触的世界。

十一链的另一头

于是问题变成了：意义的来源，是不是只有一个？也许意义有两个来源，一个是词与词之间的结构，一个是词与世界、词与说话人之间的连接。前者可以完全从文字里学到，后者不行。人类的语言两者都有，而且平时分不清哪是哪。AI 把它们分开了：它拥有全部的前者，没有后者。

这不一定是缺陷。也许对大多数用途来说，结构就够了，翻译、写作、解释，都不需要链的另一头。但对另一些用途来说，指着世界说“这个”，为了什么而说，这两件事不能少：一个词如果不曾指过任何东西，它就不能用来说谎，也不能用来承诺。而说谎和承诺，恰好是语言最要紧的两种用法。

十二所以，一个词的意义究竟从哪里来？

从两个方向来。一个方向是词与词之间：差异、同伴、用法、系统里的位置。索绪尔、费尔斯、某种程度上的维特根斯坦，都在这一边。另一个方向是词与外面：指着的东西、说话的人、传下来的链、世界里真正的差别。弗雷格的指称、格赖斯的意图、克里普克的链、普特南的孪生地球，都在这一边。人类语言把两个方向缠在一起，AI 第一次把它们拆开，让我们看见只有一边的语言长什么样。

它长得几乎和我们的一样。这才是让人不安的地方：如果只靠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就能说得这么好，那么我们平时以为自己在用词指着世界的时候，有多少次其实也只是在词与词之间打转？语言模型是一面镜子，照出的是我们的语言里，有多少意义本来就没有系在世界上。而当这样的语言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涌来，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出现了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