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一问的结尾，道德的圈子碰到了一个特别的边缘：可能存在、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。其实这样的东西一直都有，而且我们每天都在为它们做决定。它们是还没有出生的人。我们借的债，排的碳，改的基因，建的制度，他们都得接着。

我们是否对尚未出生的人负有责任？

这个问题过去就很难，因为未来的人不在场，不能讨价还价，甚至我们的决定会改变他们是谁。现在它多了一层：我们正在造一些会比我们活得久、并且会替后来的人做决定的东西。

一我们已经在为他们做决定

一个国家发行三十年的国债，还钱的是现在还没出生的纳税人。一座核废料库要安全存放一万年，看守它的是几百代之后的人。一次基因编辑，改变的是一整条血脉。这些决定没有一个征求过当事人的意见，因为当事人还不存在。

这不是新现象，人类一直在为后代种树、修路、挖井。新的是尺度：过去一个决定影响几代人，现在一个决定可以影响几百代，甚至决定有没有后面的人。责任的时间长度，第一次超过了想象力的长度。

二杰斐逊：手里的是借条，不是地契

一七八九年，杰斐逊在巴黎写信给麦迪逊，提出一个原则：地球以使用权的方式属于活着的一代，每一代人都有权重新决定自己的法律与债务，前一代人不能用宪法或债务把后一代人捆住。他甚至算出一代人大约是十九年，主张法律每十九年自动失效。

这个立场的重点在前一代对后一代的“不得约束”。但它有另一面：如果活着的人只有使用权，那么他们手里的是借条，不是地契，而借的东西要还。杰斐逊没有展开这一面，但他把代际问题第一次写成了政治原则：一代人不拥有世界，只是暂时在用。

三伯克：一头是走了的，一头是还没来的

伯克在第二年反驳了这种想法。社会不是一份只在活人之间签的合同，它是一个横跨世代的伙伴关系：我们从死者那里继承了制度、语言、土地，我们有义务把它们交给未生者。一代人若把自己当作唯一的所有者，随意拆掉祖先建的、后代要用的东西，就是把整个链条撕断。

伯克的保守主义常被误读为反对变革，其实它的核心是一个关于责任的时间观：活着的人是受托人，不是业主。杰斐逊和伯克看起来对立，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的两面：一个说不要被过去捆住，一个说不要把未来撕断。两人都不认为现在的人可以只为自己活。

四罗尔斯：不知道自己会生在哪一代

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在无知之幕后面选出来的：选择者不知道自己的阶级、天赋、性别，所以会选一套对任何位置都公平的规则。他把这个装置扩展到时间：选择者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代。

这样，他们会同意一条“正义的储蓄原则”：每一代都为下一代留下足够建立与维持正义制度的积累，不多也不少。这是第一次有人把代际义务放进一个系统的正义理论。它也暴露了困难：未来的人不在场，无法讨价还价，他们的份额只能由现在的人替他们想象。而想象别人的需要，是我们一向做得很差的事。

五约纳斯：让人类继续存在的命令

约纳斯在一九七九年指出，传统伦理只处理人与人之间、此时此地的行为，因为过去人类的力量有限，后果看得见。现代技术改变了这一点：我们的行动影响的是遥远的未来和整个生物圈。所以需要一条新的命令：以这样的方式行动，使你行动的后果与人类真正生命的持续相容。

这条义务是不对称的。未来的人对我们无法回报，也无法要求，责任完全在有力量的一方。他还主张“恐惧的启发法”：在不确定时，应更重视坏的预言而非好的预言，因为赌错的代价是不可逆的。这条原则后来在核能、气候、生物技术上反复被引用，也被反复批评为过于保守。但它说出了一件过去的伦理没有说过的话：责任的大小，与力量的大小成正比。

六帕菲特：换一条路，来的就不是同一个人

帕菲特发现了一个让所有前面的论证都变得别扭的难题。假设一项政策会让三百年后的人过得更糟。但如果不采取这项政策，社会的走向会完全不同，人们会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人结合，三百年后出生的将是另一批人。那么那批过得糟的人不能抱怨我们，因为没有这项政策，他们根本不会存在。

这叫非同一性问题。我们无法“伤害”一个因我们的选择才存在的人。帕菲特认为这个结论显然是错的，我们对未来的责任不该因此消失，但他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办法逃出它。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代际伦理的核心难题，它说明“对未来的人负责”不能建立在“不要伤害他们”上，因为“他们”是谁，取决于我们做什么。责任必须建立在别的东西上。

七布伦特兰：摘一些，留一些

一九八七年，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给了“可持续发展”一个定义：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。它后来成了几乎所有环境政策的口头禅。

这个定义的结构是一个双重约束：当代人的需要要被满足，后代人的能力不能被损害。它把代际责任从哲学讨论变成了政策语言，也被批评为模糊：什么算“需要”，什么算“能力”，损害到什么程度算损害。但它至少确立了一件事：未来的人在政策计算里有了一个位置。位置的分量一直在争论，位置本身不再被否认。

八谢弗勒：保管人

谢弗勒指出，关心未来世代的理由通常被讲成义务：我们欠他们。他认为还有一个更深的理由。我们所珍视的一切，音乐、科学、语言、正义、一种做面包的方法，都是需要被延续才能存在的东西；如果没有人接着珍视，它们就死了。因此在乎未来的人，是在乎我们自己的价值能否继续。

这让代际责任不再是单向的牺牲，而是一种保管人的关系：我们从前人手里接过的东西，本身就要求被交出去。它也回答了帕菲特的一部分难题：责任的对象不一定是某一批具体的人，而是那些只有在有人的情况下才能存在的东西。你不必知道谁会来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来的人要有东西可接。

九麦卡斯基尔：后面的人比前面的多得多

麦卡斯基尔把这个责任推到了极限。如果人类还能存在很久，未来的人数将远超过去与现在的总和，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一样真实，只是在时间上更远。因此，对长远未来的影响应该是道德优先级的核心。这就是长期主义。

批评者指出，这种算法会让极小概率的极大后果压倒眼前的具体苦难，也会让当代人为一个想象中的未来牺牲太多；它还把上一卷讨论过的所有关于数字的问题一起带了进来。但它确实把一个古老的问题变成了现实的争论：我们的责任，在时间上究竟要负到多远。而这个争论之所以现在爆发，与 AI 有直接的关系。

十为一个可能不再由人决定的未来负责

AI 让这一问以两种方式变得具体。第一种是它可能改变“后面有没有人”这件事本身。无论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预测，都同意 AI 是少数几种可能决定人类长远走向的技术之一。约纳斯的命令，让你的行动与人类的继续存在相容，在这里不再是环境伦理的口号，而是一个工程决策要面对的约束。

第二种更微妙。过去，我们为未来的人做决定，但决定的是条件：他们能继承什么。他们仍然自己做决定。现在，我们正在造一些会替他们做决定的东西：模型、系统、被写进基础设施的规则。这些东西比我们活得久，并且在我们走了之后，会继续以我们设定的方式运转。伯克说活着的人是受托人；现在受托人正在造一个会代替他们、也会代替后来的人的东西。

十一它走了，做出来的还在转

这一点值得单独说。一项技术的寿命，第一次系统地超过了造它的人。一个模型，一套算法，一种被固化在系统里的价值判断，可以在它的设计者死后几十年仍然在做决定。这在过去只有制度做得到，而制度至少可以被修改，因为它是由人执行的。

杰斐逊担心前一代用宪法捆住后一代，主张法律每十九年失效。他没有想到有一天前一代会用系统捆住后一代，而系统不会自动失效。伯克主张不要撕断链条；现在的问题是，链条可能被一个不属于任何一代的东西接管。对未来的责任，因此多了一项内容：不只是留下什么，而是留下的东西能不能被后来的人改。

十二所以，我们是否对尚未出生的人负有责任？

杰斐逊说我们只是在用，伯克说我们是受托人，罗尔斯说要留够，约纳斯说要与人类的继续存在相容，帕菲特说“伤害”这个词用不上，布伦特兰说不损害后代的能力，谢弗勒说要把珍视的东西交出去，麦卡斯基尔说后面的人多得多。没有一个人说没有责任；争论的是责任的根据和分量。

AI 改变了责任的两个参数。分量：它可能决定后面有没有人。形式：我们留给未来的不再只是条件，还有会替他们做决定的东西。这让代际责任里多了一条：留下的东西，必须给后来的人留出自己决定的余地。而“自己决定”这件事，正是自由的核心，也是下一问要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