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一问的结尾说,我们也许要保留一点算不出来的余地。一件作品里,就有这样的余地:它后面站着一个人,我们以为作品的价值有一部分来自那个人,来自他为什么这样做。但这个“以为”从来没有被认真检查过,直到出现了没有人站在后面的作品。
艺术一定需要作者吗?
这个问题过去是文学理论的问题,现在它是每个人的问题。一张由系统生成的图,一段由系统写的曲子,没有作者,或者说作者是一个过程。它们是艺术吗?如果不是,缺的是什么;如果是,那么作者这两个字,过去到底在做什么。
一看画的时候,也在找画后面的人
站在一幅画前面,我们看的不只是画。我们在想:谁画的,什么时候,为什么,他当时在想什么。这些信息不在画布上,却影响我们看画的方式。同一幅画,知道它是梵高画的和不知道,看到的东西不一样。

这说明作者在我们的观看里占着一个位置。问题是,这个位置是艺术本身需要的,还是我们的习惯需要的。如果把作者拿掉,画还在,我们失去的是什么?哲学史上的回答,从否定作者开始,到崇拜作者,再到宣布作者已死,最后到问作者究竟是什么。
二柏拉图:话从上面来,从它嘴里出
《伊翁篇》里,苏格拉底让一位靠朗诵荷马为生的人承认,他既不懂技艺,也说不出自己为什么能打动人。苏格拉底的解释是:诗人像被磁石吸住的铁环,神的力量通过他传下来,再通过朗诵者传给听众。诗人写出好诗的时候,正是他失去理智的时候。

这个说法在两千年里既被用来贬低诗人,也被用来抬高诗歌。它的核心是:作品的来源不在作者身上。“艺术需要作者吗”这个问题,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一个否定的答案,只是那时候替代作者的是神。今天替代作者的是别的东西,但“话从上面来,从它嘴里出”这个结构,惊人地相似。
三康德:没有尺子,线自己找到位置
康德把作者放回了中心。他区分了可以按规则学会的技艺与美的艺术。美的艺术必须看起来像自然一样自由,不显露任何刻意;但它又必须是有意的作品,否则只是自然物。解决这个矛盾的是天才:一种自然赋予的才能,它给艺术立下规则,自己却说不出规则是什么。

天才的作品是典范,别人可以模仿它,却不能从它推出公式。这个概念把作者放到了艺术的中心:作品的价值来自一个无法被复制的人。浪漫主义的作者崇拜从这里开始,我们今天对“原创”的执着也从这里开始。而康德说的“说不出规则”,正好是机器学习的定义:从典范里学到规则,却不能把规则说出来。
四杜尚:放上台子,签个名
一九一七年,杜尚把一个从商店买来的小便池倒放,签上假名,送去一个宣称接受一切作品的展览,被拒绝了。他随后辩护说:福特先生是否亲手制作了《泉》并不重要,他选择了它,把一件日常物品放到一个新的位置,让它原有的用途消失,赋予它一个新的思想。

现成品把作者的工作从制作变成了选择与命名。作者仍然在,但他做的事变了,他不再是造出作品的手,而是决定“这是艺术”的那个人。这一步对今天很重要:如果作者的工作可以只是选择,那么一个人从一千张生成的图里挑出一张,他是不是作者?杜尚会说是。
五本雅明:复印一次,暗一点
本雅明在一九三五年观察到,摄影与电影让艺术作品可以被无限复制,复制品与原作在技术上无法区分,但有一样东西复制不了:灵韵,作品在特定时间、特定地点的独一无二的存在,它的历史,它被崇拜的传统。

复制让艺术从仪式中解放出来,进入政治与大众,本雅明并不哀悼这一点。但他指出,当作品可以随处出现,它与作者的手、与它被造出的那一刻的联系就断了。艺术不再依附于一个来源,它成了流通的东西。本雅明讨论的是复制;今天的情况是生成,作品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此时此地,没有原作可以被复制,灵韵不是失去的,是从来没有过。
六丹托:同一个东西,进了框就不一样
一九六四年,丹托看到沃霍尔展出的与超市纸箱一模一样的《布里洛盒子》,问:为什么这个是艺术,超市里的不是?两者看起来毫无差别。他的回答是,把一个东西看成艺术,需要一种眼睛看不见的东西: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,一段艺术史的知识。他称之为艺术界。

作品是什么,取决于它被放进什么解释里。作者在这里退到了后面:决定艺术身份的不是造它的人,而是一个由批评家、机构、历史构成的语境。按这个看法,一张生成的图是不是艺术,不取决于它怎么来的,取决于艺术界要不要接纳它。而艺术界已经在接纳了。
七巴特:写的人退场,读的人上场
一九六七年,巴特宣布作者已死。一个文本不是某个人内心的表达,它是由无数已有的语言、引文、文化片段织成的,写作的人只是把它们组合起来的场所。给文本一个作者,就是给它一个终极的意义、一个封闭的解释;去掉作者,文本才向多种阅读敞开。

意义不在文本的来源,而在它的去处,在读者那里。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。这篇文章成了此后半个世纪文学理论的口号,也第一次把“不需要作者”当作一种解放来主张。巴特没有预料到,半个世纪后,会出现一种真正由无数引文织成、后面确实没有人的文本,而它带来的感觉不是解放。
八福柯:作者是一种功能
福柯回应巴特,说问题不是作者死没死,而是“作者”在我们的话语里做什么。作者的名字有一种功能:它把一些文本归在一起,把另一些排除;它让文本可以被追责;它让意义有一个边界。这种功能是历史的产物,科学文本曾经需要作者来担保,后来不需要了;文学文本曾经匿名流传,后来必须有作者。
他在文末问:如果作者功能消失,会怎样?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?这个问题在今天有了实际的形态。一段没有作者的文字,无法被追责,无法被归类,它的意义没有边界。我们发现,作者功能的消失带来的不是意义的解放,而是一堆无法被安放的东西:不知道该信谁,不知道该怪谁,不知道它想说什么。
九博登:创造力可以被计算吗
博登在一九九〇年拒绝把创造力当作神秘之物。她区分了三种创造:把已有的观念以新方式组合;在一个既定的概念空间里探索还没走过的路;改变概念空间本身的规则。她认为前两种可以被计算机实现,并且已经在实现,第三种最难,但也不是原则上不可能。
这个分析把这一问变成了一个可以检验的问题:如果一台机器能做出被人认为有创造性的作品,作者这个位置上究竟需要什么,是一个人,还是一个过程?康德的天才说不出规则,博登说规则可以从作品里学出来。三十年后,学出来的规则生成了数以亿计的作品。前两种创造已经被证明不需要人;第三种,改变规则本身,还没有定论。
十没有作者的作品
现在,这样的作品到处都是。一张图,一首曲,一段文字,由一个从人类全部作品里学来的系统生成,没有一个人在后面,或者说,后面站着的是所有人和没有人。它们中有一些相当好,好到专家分不出来。
把前面的回答一条条对上去。柏拉图:这正是传声筒,话从上面来,只是上面不再是神,是统计。康德:它从典范学到了规则,却说不出规则,按定义它有一种天才的结构,只是没有人。杜尚:选出那一张的人是作者。本雅明:没有灵韵,因为没有此时此地。丹托:是不是艺术看艺术界要不要。巴特:这是他说的那种由引文织成的文本,只是这一次是字面意义上的。福柯:作者功能消失了,我们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对待它。博登:前两种创造已经不需要人。
十一当作品无穷多,而作者为零
真正新的不是某一件没有作者的作品,而是数量。过去,作品是稀缺的,每一件后面都有一段时间、一个人、一个为什么。现在,作品可以无穷多,生成一张和生成一万张的代价几乎一样,而作者为零。这改变的不是艺术的定义,而是我们对待作品的方式。

第一节说,我们看画的时候也在找画后面的人。那个人提供的东西,现在看清楚了:不是技艺,技艺可以被学;不是美,美可以被生成;是“为什么”。一件作品之所以值得被看第二遍,常常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没有人在后面,就没有为什么,作品就只是一个结果。结果可以无穷多,而无穷多的结果里,没有一个是必要的。
十二所以,艺术一定需要作者吗?
柏拉图说不需要,作者只是传声筒。康德说需要,价值来自无法复制的人。杜尚说作者的工作可以只是选择。本雅明说复制切断了作品与来源的联系。丹托说决定艺术的是语境不是作者。巴特说作者已死。福柯说作者是一种功能。博登说创造可以被计算。这些回答加起来,几乎已经把作者拆光了。
AI 把拆光之后的样子做了出来。结果是,我们发现自己并不因此更自由,而是失去了一样过去没有名字的东西:作品后面的那个“为什么”。艺术也许不需要作者,但我们看艺术的时候需要。而这引出了最后一层问题:如果作品的价值有一部分在我们这里,在看的人身上,那么美究竟在哪里,在作品里,还是在我们的感受里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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